那么多阿拉伯国家为什么打不过小小的以色列？

 

公元1948年5月14日，来自波兰的犹太人本-古里安在迦南故地向全世界宣读了一份宣言：

“今天……根据我们天然和历史的权利以及联合国大会的决议，宣布在以色列土地上建立一个犹太国家——以色列国。”

一个灭亡了两千年的国家又一次复活，这在人类史上是第一次。

犹太人的复国引起了阿拉伯人的强烈反应。就在以色列国宣布成立后不足24小时，五个阿拉伯国家联合攻入了以色列，誓要把犹太人赶进大海。阿拉伯联军的总兵力约有10万，无论在军备及人口上都占尽优势，而新生的以色列国只有3万人左右的临时组成的军队和一辆坦克。强弱悬殊，而且三面受敌。敌强我弱，一目了然。

然而经过七个月的恶斗，以色列人奇迹般地大败阿拉伯联军，将自己的领土扩充了三分一。

1967年的六天战争，以色列同样以弱胜强。战争之初，以色列总兵力为25万人，阿拉伯联军为32.8万。以色列拥有飞机286架，坦克和装甲车2500辆，火炮750门，导弹50枚。而阿拉伯联军的数量分别是576架、4183辆、3246门、160枚。可以说，以色列仍然处于绝对劣势。然而以色列采取先发制人、各个击破的方针，经过六天作战，以色列夺取了西奈半岛、戈兰高地和加沙地带，还有耶路撒冷。把国土面积扩大了4倍。战争中，埃及、约旦、叙利亚三个阿拉伯国家遭受严重损失，伤亡和被俘达6万余人，而以色列仅死亡983人。

即使是阿拉伯人打得最成功的，被认为使阿拉伯人“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民族自尊和自信的”1973年的十月战争，也只不过是双方伤亡比例缩小了一些而已。为收复在六天战争中失去的土地，经过周密的准备之后，埃及、叙利亚于1973年10月对以色列发动了突然袭击。战争结果是，阿拉伯国家死亡8446人，被击毁坦克2554余辆，损失飞机约392架。以色列军队死亡2838多人，损失坦克840辆、飞机103架。阿拉伯国家并没有实现收复失地的目标。

通过这几次战争，以色列确立了对阿拉伯国家的绝对军事优势，保住了国家的未来。

这个重新建立在迦南故地的以色列，已经不是两千年前那个犹太王国。土地依旧，国名依旧，宗教依旧，但是，犹太人已经不再是以前的犹太人了。两千年前离开这片土地时，他们的思维方式，精神结构与周围的阿拉伯民族没有太大区别。再回到这片土地，犹太文化的内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它由原来一个单纯的古老的小民族文化，变成了极具包容力的现代文化。他们和周围的阿拉伯人已经格格不入了。

几次中东战争充分显示了两种文明的力量差别，特别是是以色列的团结和阿拉伯国家的不团结。

按理说，新生的以色列很容易陷入分裂。以色列文化是典型的多元文化。以色列国内，有着从伊拉克、也门回来的东方犹太人，也有从西欧回来的阿什肯纳兹人，还有从非洲回归的黑皮肤犹太人。分离了上千年的各个族群，相互之间的陌生感不亚于不同的国家。据统计，从世界各国流回以色列的犹太人，至少讲着八十二种语言。以色列虽小，国内族群间的血缘差异，文化差异，语言差异，经历差异，却复杂于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特别是阿什肯纳兹人和东方犹太人成为以色列的两大构成部分，他们从外表到内心都存在巨大差异，有人称之为“两个以色列”。来自欧洲的犹太人相当一部分体征上表现出中北欧人特征，比如淡黄色的头发，白色的皮肤和蓝色的眼睛，操意第绪语。而东方犹太人则是深肤色、黑头发、褐色眼睛，操阿拉伯语。西方犹太人多是复国主义者，他们的教育程度一般比较高，为人处世更倾向遵循西方规则。而东方犹太人绝大多数都不是犹太复国主义者，而是迫于形势而逃到以色列来的难民，他们对政治不感兴趣，只关心自己的生活。建国以后，各个族群间的冲突和矛盾持续存在，东方犹太人为了获得更好的经济待遇经常进行街头抗议。同时我们不要忘记，在以色列的全部人口中，还有五分之一，也就是一百万左右，是阿拉伯人。从这个意义上，小小的以色列是世界上最难团结的国家。

然而事实上，以色列人在建国后表现出来的团结精神和奉献精神却让人印象十分深刻。以色列的团结，又来自于它的权力结构能比较好地代表各社会成分。在欧洲飘泊了几千年的阿什肯纳兹人主导了以色列的社会体制，以色列在选举中采用比例代表制，选举体系十分公平，比较充分地反映了选民意志，使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表都有机会进入权力机构。

以色列团结还在于地方政府拥有很大的自治权力，可以充分发挥基层组织和民间组织的积极性，释放民众的活力。以色列的阿拉伯人除了可以不服兵役外，也全面享有所有其他人应有的权利，他们组建了主张把耶路撒冷还给巴勒斯坦的政党参加大选，他们完全掌握着自治城市的政治和行政事务，并通过他们在以色列议会中的当选代表来代表阿拉伯人利益，这些代表在政治舞台上相当活跃，十分充分地行使着自己的权力。

以色列建国以来，发生了近200次内阁危机，看起来很不稳定，但是这些争吵反而成了团结的基础，不同民族群体之间的社会冲突得以控制在适度的水平。犹太人虽然在议会争吵不休，但一旦发生危机，就立刻会协调起来，并肩作战。以色列一直保持着强大的动员能力和高效的决策能力。战争时拯救以色列的不是上帝，而是犹太人举国上下一致的迅速反应。以色列常备军的规模并不大，但是在高效的制度支撑下，它的战争动员能力极强。以色列人戏称自己是“11个月不在岗的士兵”。在发生战斗情况18小时内，以色列全体预备役军人就都可以领取到武器，完成集结；24小时内，预备役部队机动到位；36小时内，预备役部队投入交战。

虽然一直在战争中生存，但成熟的体制使以色列成功避免了军人干政。1967年六日战争爆发前，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形势越来越紧张，约旦、埃及、叙利亚、伊拉克等国相互签订了战争互助条约，准备对以色列一致作战。事已至此，以色列总理艾希科尔仍然希望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举动优柔寡断，以色列面临巨大危险。如果在其他中东国家的体制中，局势发展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由于领导人的软弱和准备不足，导致战争的失败。另一种是通过政变、内讧等方式，推翻旧的领导人，然而这种自我冲突会消耗大量的内部能量，对外战争也会大受影响。以色列政治在此时显示了它的优势，在成熟的政治运作下，6月1日，工党成功邀请反对派加哈尔集团加入内阁，同时力邀西奈战争英雄达扬出任国防部长，主战派主导了政府，迅速开始了有效的战争准备。政府改组仅仅四天，6月5日，内阁就批准了达扬拟定的军事计划，决定先发制人，主动开战。6月5日到6月11日，以色列闪电般击败埃及、叙利亚和约旦三国，取得了辉煌的战争胜利。

反观阿拉伯，治理上的落后直接导致了他们军事上的失败。

由于历史传统，中东地区阿拉伯国家通常实行家族统治，贪污和腐败困扰着几乎每一个阿拉伯国家，用人唯亲，管理无能，严重削弱了他们的军事力量，他们虽然拥有世界经济的命脉——石油，却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

我们还可以对比一下中东的两个最直接的敌人，以色列政府和巴勒斯坦政府。由于体制的约束，以色列政坛一直相对清廉，建国几十年没有出现过重大贪污案。由于没有建立有效的监督机制，虽然尚未建立国家，巴解组织“主流派”如今已经变得很腐败。民族前途危机重重，难民遍地，贫民生活无着，法塔赫的官僚们却开着豪华小车招摇过市，有人还把老婆孩子送到巴黎去花天酒地。

大敌在侧，法塔赫内部的各派系却一直忙着相互倾轧，甚至窝里斗。不少东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一想到将要生活在巴勒斯坦当局的统治之下，人们的恐慌就溢于言表”。法国报纸的一篇报道说，据调查，在以色列占领区生活的20万巴勒斯坦人当中有百分之七十的人愿意留在以色列的统治下而不愿回归阿拉伯人自己的政权。一位当地居民说，“以色列的地狱胜过巴勒斯坦的天堂”。伊萨姆-阿布-阿鲁说，“（巴勒斯坦）没有正派出身的警察，也没有一所像样的大学。我们在西岸都有亲戚，但我们宁可活在以色列的统治下。”

犹太人早就完成了精神上的现代化，而他们的阿拉伯邻居基本上还保持着两千年前他们离开时的精神状态和思维方式。从文化上来说，阿拉伯世界的文化同质性有利于他们的团结。事实上，二十世纪以来，阿拉伯国家中不断涌现出“民族领袖”，比如前埃及领袖纳赛尔、前伊拉克总统萨达姆、利比亚领导人卡扎菲，试图统一阿拉伯广大区域。但他们的统一构想，几乎无一例外是建立在强权和暴力的基础之上。萨达姆入侵科威特，就是其大阿拉伯思想的具体体现。这种中世纪的强权理念不但不利于统一，而且割裂着阿拉伯世界，使得阿拉伯国家你争我斗。即使面临共同的敌人，也不能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

在历次战争中，阿拉伯国家最大的敌人都不是以色列，而是他们自己。第一次阿以战争中，几个阿拉伯国家在政治上各有打算，军事上缺乏协调。埃及的法鲁克国王对发动这场战争最为热心，因为他急于确立自己在阿拉伯国家的领袖地位。约旦国王的打算则是想把巴勒斯坦的一部分吞并，建立“大约旦王国”。叙利亚的目的也是想瓜分巴勒斯坦的土地。因此，战争一开始，埃及国王就不得不分出主要兵力，来提防和监视自己的两个同伴。在战争过程中，这几个国家各自为政，互不协调，战争还没有结束，它们就为了巴勒斯坦的未来安排而激烈争吵起来，使以色列得以从容各个击破，转败为胜。

第三次中东战争中，阿拉伯国家虽然在以色列周围集结重兵，四面围困，但缺乏统一行动的部署和密切协同的作战能力。在战争进行过程中，各国军队相互隐瞒战争进程真相，各自为战，互不支援，因此整个战争中，从战略上、战役上则始终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把战争主动权拱手让给了以色列人。

犹太民族和阿拉伯民族的力量本来是不对称的，以色列实际控制的区域不到3万平方公里，人口仅600多万，阿拉伯人则拥有22个国家，拥有近三亿人口和超过1400万平方公里的广袤土地。然而，政治体制的差别，使这两者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戏剧性的逆转。阿拉伯的劳伦斯的名言现在听起来仍然是那么令人不寒而栗：“只要阿拉伯人还在内斗不休，只要阿拉伯人还喜欢贪婪、野蛮和残忍，那么阿拉伯人就还是弱小的民族，愚蠢的民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