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90年代末至21世纪初的珠三角地区，尤其是广州，摩托车抢劫团伙——俗称“飞车党”——成为城市治安的一大顽疾。据不完全统计，从1997年至2006年间，广州市共发生1.5万起飞车抢劫案件，直接导致100多人重伤、40多人死亡。仅在最猖獗的时期，广州市区每天报案的飞车抢劫和殴打普通市民的事件就高达上百起。这种高发态势让广州的治安环境一度陷入危机，市民人人自危，甚至不敢单独出门。
飞车党的作案手法极为残忍。他们通常两人一组，驾驶改装过的摩托车在街头寻找目标。起初，他们选择穿着名贵、手持贵重物品的路人下手，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抢劫逐渐演变为无差别攻击。2006年8月13日凌晨，一名23岁的湖南籍打工妹邓哲玉在黄埔大道上遭遇飞车抢劫。一辆摩托车从她身后疾驰而来，后座男子猛拉她的挎包，拖拽之下，她最终因重伤不治。这并非孤例。另一位市民朱凤梅在傍晚走到寺右南二街时被飞车党抢包，因摩托车加速拖行，她摔倒后脑着地，次日抢救无效死亡。这些案件的残暴性令人触目惊心，也让“飞车党”成为广州街头恐怖的代名词。
更令人胆寒的是“砍手党”的出现。2006年，广州和深圳等地出现了以极端暴力着称的抢劫团伙，多来自广西壮族自治区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些团伙在抢劫时毫不留情，若受害者稍有反抗，便用快刀直接砍断手臂。一名女子在平安夜骑自行车回家途中，经过海珠区宝岗大道时遭遇飞车党抢包，因本能地抓住包带不放，被歹徒用裁纸刀割断了左手手筋。类似的恶性事件频发，市民甚至不得不在电视安全提示中反复听到“靠内侧拿包”“听到摩托声要小心”的警告，学校和小区门口也立起了“慎防飞车抢夺”的标牌。
飞车党团伙的组织性也令人防不胜防。他们人数从几人到几十人不等，有明确的分工和头目，甚至形成了内部信号和联系方式。抢劫得手后，他们凭借摩托车的高速机动性迅速逃离现场，让警方追捕难度倍增。据报道，一个飞车党团伙曾在7天内狂奔全国35个县市，制造30多起抢劫案，涉案金额高达10万元。这种跨区域作案能力进一步加剧了治安管理的复杂性。
面对飞车党与砍手党的猖獗，广州警方并非没有采取行动。早在2002年，广东阳江警方就破获了一个集“抢、收、改、销”于一体的特大飞车抢劫集团，抓获22名成员，破案97宗。然而，这种零散的打击行动难以根治问题。从1997年至2006年，飞车抢劫案件数量激增至1.5万起，显示出警方在面对这一犯罪浪潮时的捉襟见肘。究其原因，飞车党的高机动性和团伙化运作让传统的抓捕手段难以奏效，而摩托车在广州街头的大量存在——据估计，当时广州的摩托车保有量超过50万辆——为犯罪分子提供了天然的掩护。
与此同时，广州的城市形象因飞车党问题受到严重损害。作为改革开放的前沿阵地，广州在20世纪90年代经济腾飞，高楼林立、交通四通八达，吸引了无数外来务工人员。然而，治安的恶化却让这座现代化都市蒙上阴影。市民不敢夜晚出行，甚至白天也需结伴而行，许多人将背包背在胸前以防抢夺。飞车党的恶名甚至传到外省，影响了广州的投资环境和旅游业发展。在这种背景下，政府急需采取强硬措施恢复社会秩序。
2007年1月1日，广州市正式实施《广州市禁止摩托车在部分区域行驶的通告》，市区内全面禁摩。这一政策的出台，被官方解释为“优化交通秩序、提升城市形象”的需要。然而，结合当时的社会背景，不难看出其更深层次的动因。飞车党与砍手党的暴力犯罪已持续多年，警方虽加大打击力度，但案件数量居高不下，市民的安全感持续下降。禁摩政策本质上是一种“一刀切”的解决方案，通过直接切断摩托车这一犯罪工具的使用，从源头上遏制飞车抢劫的可能性。
然而，这种做法也暴露了政府在治理能力上的局限性。飞车党问题的根源并非摩托车本身，而是社会经济结构的深层矛盾。全面禁摩虽然在短期内减少了飞车抢劫的发生——据广州警方数据，2007年禁摩后首年，市区抢劫案件下降了约30%——但它并未真正解决犯罪的根本动因，反而将问题转移到其他领域。例如，禁摩后部分飞车党成员转向使用电动车或步行抢劫，犯罪形式发生了变异。此外，禁摩政策让数十万合法摩托车用户失去了出行工具，许多以此为生的外卖员、快递员被迫转行，引发了新的社会不满。
这种“一禁了之”的方式，被不少人批评为“懒政”。政府没有通过加强警力部署、改进技术侦查手段或解决社会根源问题来应对飞车党，而是选择了最简单粗暴的手段。这种做法虽然在短期内缓解了治安压力，却未能体现出治理的智慧和长远规划。相比之下，其他国家在面对类似问题时，往往采取更综合的措施。例如，澳大利亚在应对飞车党暴力事件时，不仅加强警方打击力度，还通过社区教育和经济支持减少犯罪动机，而非一味禁止摩托车。
飞车党与砍手党从事暴力犯罪的根本原因，不能简单归结为个人道德败坏或摩托车的便利性，而应从当时的社会经济背景中寻找答案。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正是中国改革开放深入推进的时期，珠三角地区以广州为中心，经济快速发展。1997年，广州GDP达到1710亿元，到2006年已增长至6235亿元，年均增长率超过10%。工厂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吸引了大量外来务工人员。据统计，2000年广州外来人口已超过300万，占全市人口的近三分之一。
然而，经济的高速增长并未惠及所有人。许多外来务工人员缺乏教育背景和社会资源，只能从事低端体力劳动，收入微薄且不稳定。与此同时，城市化的加速拉大了贫富差距，高楼大厦与棚户区并存，名牌服饰与廉价地摊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巨大的经济落差为犯罪提供了滋生土壤。正如一句流行语所说：“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成功的传奇故事激励着无数人，但对于那些无法通过合法途径实现梦想的人来说，犯罪成为了一种铤而走险的选择。
飞车党成员多为年轻男性，年龄集中在20至30岁之间，许多人来自经济欠发达地区，如湖南、广西等地。以砍手党为例，其成员多来自广西天等县上映乡温江村，这一地区以贫困着称，缺乏工业基础和就业机会。这些年轻人来到广州后，面对高昂的生活成本和微薄的收入，往往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抢劫成为他们快速获取财富的手段，而摩托车的低成本和高机动性则为这种犯罪提供了便利。据报道，当时一辆二手摩托车仅需几百元即可购得，对于经济拮据的青年来说，这几乎是“零门槛”的犯罪工具。
此外，社会管理制度的滞后也为飞车党提供了生存空间。在20世纪90年代，中国的户籍制度和身份管理尚不完善，外来人口流动性大，警方难以追踪犯罪嫌疑人。直到2000年代后期，全国身份证联网和实名制逐渐推广，才有效遏制了这一漏洞。例如，2018年至2019年8月，公安机关破获伪造身份证案件3.2万余起，抓获嫌疑人1.6万余人，这一力度在十年前是难以想象的。而在飞车党猖獗的年代，身份管理的薄弱让犯罪分子可以轻松逃脱追捕。
另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是现金经济的盛行。2000年代初，移动支付尚未普及，人们出门普遍携带现金，这为飞车党提供了明确的抢劫目标。一名出租车司机小朱的遭遇便是一个典型案例：他在增城市桥镇接送两名男子时，被对方用辣椒水喷脸并持刀威胁，最终被抢走3000元现金和一部手机。这种以现金为目标的抢劫模式，在移动支付兴起后逐渐失去动力。据统计，2010年后，随着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普及，街头抢劫案件显着减少，这从侧面印证了经济形态变化对犯罪的影响。
2007年的禁摩政策，虽然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飞车党的高发态势，但其“懒政”本质不容忽视。政府未能从根本上解决飞车党问题，而是通过禁止摩托车这一表面措施掩盖了治理能力的不足。数据显示，禁摩后广州的交通事故率确实有所下降，但抢劫案件并未彻底消失，只是从“飞车”转向了其他形式。与此同时，数十万摩托车用户的生计受到影响，许多人不得不花费更高成本购买汽车或电动车，增加了经济负担。
飞车党现象的消退，更多应归功于社会经济的发展而非禁摩政策本身。2000年，中国GDP增长率为8.5%，总额1.215万亿美元；到2010年，增长率达到10.64%，总额6.09万亿美元。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低学历劳动者提供了更多就业机会，例如工厂流水线工作月收入可达六七千元，且包吃包住。这种稳定的生活保障削弱了犯罪的经济动机。正如有人调侃：“包吃包住每月几千块，不比飞车抢劫风吹日晒、动不动蹲大牢强？”经济发展的红利，远比一纸禁令更有效地消解了飞车党的生存土壤。
回顾这段历史，广州禁摩的真正动因，与其说是交通管理，不如说是政府在面对飞车党与砍手党暴力犯罪时的无奈之举。这种“一刀切”的治理方式，虽然短期内缓解了治安压力，却未能触及问题的核心。飞车党人员的犯罪根源，源于经济差距、社会流动受阻和管理滞后，而非摩托车本身。真正的解决之道，应是经济发展与社会治理的双管齐下，而非简单地将问题推给禁令。正因如此，2007年的禁摩政策，才被视为一种典型的“懒政”行为，其背后的历史教训值得深思。